天命观经过先秦学者的一阵鼓吹，其时从上到下，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，信命的风气一时很盛。早在股商时期，迷信的统治者们，就已习惯于在每做一件事之前，总要先占ト一下天意如何，是凶是吉?后来，又由于人与天地相应观念的影响，更使得人们普遍认为，整个天下的命运和每个个人的角运，都和天时星象有关。《周礼•春官》记载：“冯相氏掌十有二岁，十有二月，十有二辰，十日，二十有八星之位，辨其叙事，以会天位。”“保章氏掌天星，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，以观天下之迁，辨其吉凶。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，封域皆有分星，以观妖祥。”这是说冯相氏和保章氏，是专管岁时星象，并从而推测人间吉凶祸福的一种职官。
用占ト、占星来测候人事的吉凶祸福，这种方法，只能根据已经发生了的现象进行分析，并且测候的事情，也只能局限在近阶段所要做的事里。随着人们对预测术越来越高的要求和越来越大的胃口，这样原始占ト和占星的方法，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人们要求预测一生吉凶祸福，贵贱寿夭的难填欲壑。于是，标榜着能预测人们一生征途，包括过去未来的算命术就应运而生了。算命术的产生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，中国如此，外国也如此，只不过是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巧妙不同罢了。
算命的产生既然有着这种历史的必然性，那么，中国算命术产生的理论依据又是什么呢？自先秦两汉以来，伴随着哲学上阴阳五行学说的确立盛行，哲学家们认为，天地间一切事物的发生、发展和变化，都是阴阳对立平衡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行相互生发制约的结果。既然天地间事物的发生、发展和阴阳五行有关，那么，作为一个小天地的人身,假如有可能推知他与生俱来的禀赋，不就可以测知他一生发展的前途了吗？在这种思想支配下，阴阳五行便就自然成了算命家算命的重要理论依据了。
在时间上说确切点，我国算命术的起源，大概始于两汉。这反映在文字上的，主要见载在《白虎通义》和王充《论衡》等著作里，而尤以《论衡》为最具代表性。王充《论衡》谈及命理的，主要有《命禄第三》、《气寿第四》、《幸偶第五》、《命义第六》、《无形第七》、《吉验第九》、《偶会第十》、《初禀第十二》、《物势第十四》等篇。这些箱章，不仅空前地宜扬了天命的必然存在，并且在对命运奥秘的探知上，也作了某些方法上的启发性论证。
在《命禄篇》中，王充说道：“凡人遇偶（逢吉）及遭累害，皆由命也。有死生寿夭之命，亦有贵贱贫富之命。”“命当富贵，虽贫贱之，犹逢福善矣。故命贵，从贱地自达；命贱，从富位自危。”正因为这样，所以“才高行厚，未必保其必富贵；智寡德薄，未可信其必贫贱”。比如才智如孔子这样的睿哲，“犹无成立之功”，原因自然在于“富贵有命禄，不在贤哲与辩慧”。不仅如此，王充还断然提出：“自王公逮庶人，圣贤及下愚，凡有首目之类，含血之属，莫不有命。”这就进一步把命定论的范围，从万物之灵的人进一步推向到动物王国去了。篇末，王充还不惜篇幅这样论述道：“信命者，则可幽居俟时，不须劳精苦形求索之也。”“富贵之福，不可求致；贫贱之祸，不可苟除也。”“越王翳逃山中，至诚不愿，自冀得代。越人熏其穴，遂不得免，强立为君。而天命当然，虽逃避之，终不得离。”耐人寻味的是，把天性和命混为一谈，也是王充论命的一个侧面，如说：“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，有教而终不善者矣。天性，犹命也。”这无疑是说，和天性连在一起的命，不是人力所能改变得了的。
《气寿篇》是王充论命有关长寿短寿的重要篇章。文中认为：“凡人禀命有二品，一曰所当触值之命，二曰强弱寿夭之命。所当触值，谓兵烧压溺也。强寿弱夭，谓禀气渥(厚)薄也。兵烧压溺遭以所禀为命，未必有审期也。若夫强弱夭寿以百为数,不至百者，气自不足也。夫禀气渥则其体强，体强则其命长；气薄则其体弱，体弱则其命短。命短则多病，寿短。始生而死，未产而伤，禀之薄弱也。渥强之人，不卒其寿。若夫无所遭遇，虚居困劣，短气而死，此禀之薄，用之竭也。此与始生而死，未产而伤，一命也。皆由禀气不足，不自致于百也。"接着又说：“人之禀气，或充实而坚强，或虚劣而软弱。充实坚强，其年寿；虚劣软弱，失弃其身。天地生物，物有不遂，父母生子，子有不就。物有为实，枯死而堕；人有为儿，夭命而伤。使实不枯，亦至满岁；使儿不伤，亦至百年。然为实、儿而死枯者，禀气薄，则虽形体完，其虚劣气少，不能充也。儿生，号啼之声鸿朗高畅者寿，嘶喝湿下者夭。何则？禀寿夭之命，以气多少为主性也。妇人疏字者子活，数乳者子死。何则？疏而气渥，子坚强；数面气薄，子软弱也。怀子而前已产子死，则谓所怀不活。名之曰怀，其意以为已产之子死，故感伤之子失其性矣。所产子死，所怀子凶者，字乳亟数，气薄不能成也。虽成人形体，则易感伤，独先疾病，病独不治。“这里，王充的思想非常复杂，既有天命的，又有科学的，甚至还包涵着我们今天所说的优生学的思想成分在内。
从《命义篇》看，王充在这里充分论述了自己的命理思想，并且初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。文章开头说：“墨家之论，以为人死无命。儒家之议，以为人死有命。”接着经过论证，作者以“国命胜人命,寿命胜禄命”，“遭逢之祸大，命善禄盛不能却也”的观点，否定了墨家提出的“闻历阳之都，一宿而沉为湖；秦将白起坑赵降卒于长平之下，四十万众同时皆死；春秋之时，败绩之军，死者蔽草，尸且万数；饥馑之岁，饿者满道，温气疫疠，千户灭门。如必有命，何其秦、齐同也”的反驳。接着，他又阐述传曰：“说命有三，一曰正命，二曰随命，三曰遭命”的正、随、遭“三命”道：“正命，谓本禀之自得吉也。性然骨善，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,故曰正命。”“随命者，戮力操行而吉福至，纵情施欲而凶祸到，故曰随命。”“遭命者，行善得恶，非所冀望，逢遭于外，而得凶祸，故曰遭命。”文中尤为体现其命学思想的是：“凡人受命，在父母施气之时，已得吉凶矣。”认定注定人们一生吉凶的命，早在父母交合，得孕之初就已定下来了。这一学说，为推算怀孕日期论命吉凶，提供了原始的理论依据，并为后世发展起来的推算出生年、月、日、时论命，作出了一定的启发。接着，王充还在篇内论述正、随、遭“三性”道：“正者，禀五常之性也。随者，随父母之性。遭者，遭得恶物象之故也。故妊妇食兔，子生缺唇。《月令》曰：‘是月也，雷将发声。’有不戒其容者，生子不备，必有大凶，暗聋跛盲。气遭胎伤，故受性狂悖。羊否似我初生之时，声似豺狼，长大性恶，被祸而死。在母身时，遭受此性，丹朱、商均之类是也。”这些都是因为：“性命在本，故《礼》有胎教之法：子在身时，席不正不坐，割不正不食，非正色目不视，非正声耳不听。及长，置以贤师良傅，教君臣父子之道，贤不肖在此时矣。受气时，母不谨慎，心妄虚邪，则子长大，狂悖不善，形体丑恶。”可见这里，王充在论命的同时，又同时提出了胎教和早期教育对命所产生的重大影响，真可谓是集唯心和唯物，迷信和料学于一炉了。
“初禀”是王充论命的核心思想之一，在《初禀篇》中，他说：“人生性命当富贵者，初禀自然之气，养育长大，富贵之命效矣。”“命，谓初所禀得而生也。人生受性，则受命矣。性命俱禀，同时并得，非先禀性，后乃受命也。”因此，周文王的作为圣人，早在“母身之中己受命”了。此后他还奇想联翩地说：“夫王者，天下之翁也，禀命定于身中，犹鸟之别雄雌于卵壳之中也。卵壳孕而雌雄生，日月至而骨节强，强则雄自率将雌。雄非生长之后，或教使为雄，然后乃敢将雌，此气性刚强自为之矣。夫王者，天下之雄也，其命当王。王命定于怀妊，犹富贵骨生，鸟雄卵成也。非唯人鸟也，万物皆然。”初禀既然如此重要，那么如果放弃初禀而去论命，就全部落空了。
如果说，王充论命的方法还只处在初级阶段，那么这种初级阶段的理论，还集中地体现在他的《物势篇》中。文中重点论述了五行和十二生肖之间的生克关系，从而为后世命理学家在这方面的发挥奠定了初步基础。他说：“且一人之身，含五行之气，故一人之行，有五常之操。”“寅，木也，其禽虎也。戌，土也，其禽犬也。丑未亦士也，丑禽牛，未禽羊也。木胜土，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。亥，水也，其禽豕也。巳，火也，其禽蛇也。子亦水也，其禽鼠也。午亦火也，其禽马也。水胜火，故豕食蛇。火为水所害，故马食鼠屎而腹胀。”
综观王充所论，不但提出了五行论命的依据，并且还进一步触及到了生肖生克和夫妻贼害都是命的理论实践，从而成了我国算命发展史中实际上的先驱。
但是，从后代人的著述看，一般都把战国时的鬼谷子、珞碌子等人推上算命术祖师爷的宝座。因为没有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说法，加上先人们有着好古的习惯，一切都喜欢假托古人，并且越古越好，所以这种说法多半出于附会，大致可以肯定下来。
东汉以后，魏晋南北朝时，知识阶层对天命的信仰愈益漫延。《魏书・孙绍传》云：“绍曾与百寮赴朝，东掖未开，守门候旦。绍于众中，引吏部郎中辛雄于众外，窃谓之曰：‘此中诸人，寻当死尽，唯吾与卿，犹享富贵。’雄甚骇愕，不测所以。未几，有河阴之难。绍善推禄命，事验甚多，知者异之。”
晋葛洪《抱朴子内篇・辨问》并引《玉钤经》的说法，认为人们一生吉凶，早在父母交合，得妊之初就已定下来的原因，在于和天上的值日星宿有关。他说：“《玉钤》云:《主命原》曰：人之吉凶，制在结胎受气之日，皆上得列宿之精。其值圣宿则圣，值贤宿则贤，值文宿则文，值武宿则武，值贵宿则贵，值富宿则富，值贱宿则贱，值贫宿则贫，值寿宿则寿，值仙宿则仙。又有神仙圣人之宿，有治世圣人之宿，有兼二圣之宿，有贵而不富之宿，有富而不贵之宿，有兼富贵之宿，有先富后贫之宿，有先贵后贱之宿，有兼贫贱之宿，有富贵不终之宿，有忠孝之宿，有凶恶之宿。如此不可具载，其较略如此。为人生本有定命，张车子之说是也。
那么何谓“张车子之说”呢？张车子的典故出在晋代干宝所著《搜神记》卷第十中。书云：
周擥啧者，贫而好道。夫妇夜耕，困息卧，梦天公过而哀之，敕外有以给与。司命按录籍，云：“此人相贫，限不过此。唯有张车子，应赐钱千万。车子未生，请以借之。“天公曰：“善。”曙觉言之，于是夫妇戮力，昼夜治生，所为辄得，资至千万。先时有张妪者，尝往周家佣赁，野合有身，月满当孕，便遣出外，驻车屋下，产得儿。主人往视，哀其孤寒，作粥麋食之。问：“当名汝儿作何?”妪曰：“今在车屋下而生，梦天告之，名为车子。”周乃悟曰：“吾昔梦从天换钱，外白以张车子钱贷我，必是子也。财当归之矣。”自是居日衰减。车子长大，富于周家。
此后，张车子的故事，就常被用来作为人生贫富天定的典故使用了。
梁朝之时，刘勰《新论》并论命相说：“命者，生之本也；相者，助命而成者也。命则有命，不形于形；相则有相，而形于形。有命必有相，有相必有命，同禀于天，相须而成也。人之命相，贤愚贵贱，修短吉凶，制气结胎，受生之时，其真妙者，或感五帝三光，或应龙迹气梦，降及凡庶，亦禀天命，皆属星辰，其值吉宿则吉，值凶宿则凶。受气之始，相命既定，则鬼神不能改移，而圣智不能回也。”
话虽如此，但从方法论看，自从后魏孙绍始推禄命，陶弘景有《三命抄略》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算命的方法很是粗糙简单，有的仅仅只就生日那天所碰上的星象来作推测，所以还形不成一个完整的体系。然而，也正由于经过了三国魏晋南北朝一段时期算命家们共同的摸索探讨，到了唐代，オ有了一次大的发展，质的飞跃。原因是阴阳五行和一个人出生年、月、日进一步紧密结合，以推断一生休咎的学说，在李唐年间获得了方法上的确认。同时，随着中外文化的空前交流，印度、西域的占星术也相继传进中土，促进了中土算命术的发展。
从宋元人文献记载得知，按照星象历法推算人命，始于唐代贞元年间，也就是公元785年到805年的一段时间里，当时有西域康居国来的一个名叫李弼乾的术士，传来了印度婆罗门术《聿斯经》。有了原来的气候土壤，再加上外来术数的一促进，中国原有算命术的发展，就振翅起飞了。
在唐代算命术飞速发展，并且正式确立体系的过程中，起关键核心作用的有李虚中、僧一行、桑道茂等人。其中魏郡(治所在今河北大名)人李虚中，字常容。唐德宗贞元年间，李虚中科考顺利，中了进士，后来一直做到殿中侍御史的官。平时，他精究阴阳五行，能够根据一个人出生年、月、日的天干地支，来推定他一生中的贵贱寿夭，吉凶祸福，并且竟然“百不失一”。以上这些，都是唐朝大儒韩愈白纸黑字，在《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》里明白告诉我们的。由于李虚中本人的本事，再加上韩愈一吹，后人就把他尊为命理学家开山祖师了。因为东汉王充那一套，和李虚中“汪洋奥美，关节开解，万端千绪，参错重出”的学说比较起来，毕竟粗糙得很，还形不成一套完整的体系。李虚中留下的著述，有署名为鬼谷子撰的《命书》三卷中的注释部分。但是后人考证结果，《命书》既不是鬼谷子所撰，就是连注释也不一定出于李虚中之手。
李虚中这种以出生年、月、日天干地支对一个人一生的吉凶祸福进行推测的方法，经过五代宋初人徐子平的进一步发展完善，中国算命术才正式进入成熟完备阶段，并为后来的命理学家所广泛取法。
史书记载，徐子平名居易，曾和当时看相大师麻衣道人陈图南一起隐居华山，精研命理之学。他在算命术上的最大贡献，就是把李虚中推算年、月、日干支的办法，进一步演进为年、月、日、时同时测算的“四柱”法。所谓“四柱”，就是以出生年份的天干地支为第一柱，月份的天干地支为第二柱，日期的天干地支为第三柱，时辰的天干地支为第四柱。这样，每一柱天干一字，地支一字，共两个字，四柱天干地支加起来的总字数就是八个字。然后再按照这八个字中所蕴含着的阴阳五行进行演算，就可推知一个人一生命运的大致情况了。他的著述，据说有《徐子珞琭子赋注》二卷，见《说郭・已疟篇》。后来，人们为了纪念他，又有把算命术称作“子平术”的。
徐子平以后，宋代文人信命的记载较之前代，有了更加增多的趋向。苏轼《东坡志林》说到命的有三条，其中一条说韩愈以磨蝎为身宫，而他本人也以“磨蝎为命，平生多得谤誉，殆是同病”。王辟之《渑水燕谈录》记载渑州三灵山人程惟象，年轻时碰上异人传授命相要诀，后来精益求精，为人推算贵贱寿夭准确率很高。那时有个名叫张宣徽的，问他一个丁酉人命，他说：“天宾星行初度，不当作内臣，寿数五十四岁。结果果然被他说中。有趣的是，释文莹在《玉壶清话》中，还提到了一则瞎子算命的事。那时有个刘童子，从小瞎了眼睛，擅长于“声骨及命术”。荆南人夏侯嘉正向他求教，刘童子说：“你将来一定及第，并且有清职。收入除了新俸，还会有百金的横财。可惜有了横财，寿数就终了。”后来也果然应了他的话。魏泰《东轩笔录》卷十四说：“章郇公，庆历中罢相知陈州，舣舟蔡河上。张方平、宋子京俱为学士，同谒公，公曰：“人生贵贱、莫不有命，但生年、月、日、时、胎有三处合者，不为宰相，亦为枢密副使。”张、宋退召术者，泛以朝士命推之，惟得梁适、吕公弼二命，各有三处合，张、宋叹息而已。是时梁、吕皆为小朝官，既而皇祐中，梁为相，熙宁中，吕为枢密使，皆如郇公之言。这些记载，都从另一角度，反映了当时学者如苏轼、王辟之、释文莹等人都是信命的，并且在他们的笔记中，似乎还带着明显拔高命术的倾向。
在方法上，徐子平所创立的“四柱”法从宋代开始，已渐渐地大行于天下了。那时，算命不仅是命理学家的事，就是通儒学者，也大多精通命理。如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的老朋友徐端叔，就是一个读书也精通命理的人。对于徐端叔命理的大致情况，朱熹在《赠徐端叔命序》中说：“世以人生年月日时所值枝(支)干纳音(五行的一种)，推知其人吉凶寿夭穷达者，其术虽若浅近，然学之者亦往往不能造其精微。盖天地所以生物之机，不越乎阴阳五行而已，其伸屈消息，错综变化，固已不可深穷，而物之所赋，贤愚贵贱之不同，特昏明厚薄毫厘之差耳，而可易知其说哉。徐君尝为儒，则尝知是说矣。其用志之密微而言之多中也固宜。世之君子倘一过而问焉，岂惟足以信徐君之术而振业之，亦足以知夫得于有生之初者，其赋予分量固已如是，富贵荣显，固非贪幕所得致，而贫贱祸患，固非巧力所可辞也。”
从其时著作流传看，现在仍在港台流行着的《渊海子平》，就是宋代徐子升根据徐子平命理研究成果，纂辑而成的一部重要著述。
元朝时期，上层统治者虽然由汉贵族换成了蒙古贵族，可是汉族社会中算命的风气却依然盛行不衰。元末明初陶宗仪《辍耕录》记载：“术士俞竹心者，居庆元，嗜酒落魄，与人寡合，顺其意者，即与推算，醉笔如飞，略不构思，顷刻千余言，道已往之事极验，时皆以为异人。至元（元惠宗年号）己卯（公元1339年）间，娄敬之为本路治中，尝以休咎叩之。答曰：‘公他日直至一品便休。’娄深信其说,弃职别进，适值壬午（公元1342年），更化俯就省掾，升除益都府判，改换押字，宛然真书‘一品’二字，未几卒于官所。此偶然耶？抑数使然耶？”书中并另有故事一则道，元代有个旷达不羁的富家子弟，好几个算命先生为他推算命程的结果，都说他的寿元只有三十岁。富家子弟听后，知道自己将不久人世，就把家里的资财都慷慨地接济了穷人。后来在一个风浪险恶的渡头，这富家子弟又救了个伫立江边，正要纵身跳下翻滚波涛自寻短见的丫鬟。事情过去一年以后，富家子一行又来到这风恶浪险的渡头摆渡，正巧上次被他救起的那个丫鬟从旁走来，坚决要邀他回家和丈夫一起拜谢他的救命之恩。原来这丫鬟后来被主家辞退，已嫁了人。没奈何，富家子只得让其他同行的二十八人先摆渡过去,自已则跟着丫鬟来到她家。待到吃过茶点，辞别主人出来，只听得街上沸沸扬扬，才知道刚才摆渡的船只，已被风浪卷没，而同行的二十八人，全都无一生还。这里，陶宗仪在宣扬信命的同时，又掺进了佛家积德可以扭转命运的因果报应思想，色彩极为瑰奇。由于元朝享国不长，命理学著述较少，只李钦夫所撰《子平三命渊源注》少数几种而已。
到了明代，中国算命术在社会流传上，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。那时的开国功臣宋濂，曾写《禄命辨》一文，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命理学的历史渊源。而一时间有关的命理著述，也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。其中《滴天髓原注》出于明初重臣刘基之手，它的参考价值，至今有目共睹。此外沈孝瞻的《子平真铨》、万育吾的《三命通会》、张神峰的《神峰通考命理真宗》等，也都是一时的佼佼者。
至清一代，算命术依然盛行不歇，那时社会上人们不管富贵贫贱，男女老少，也不管碰上婚烟、赴考、经营等什么事，都存在着一种请人算算的心理上的强烈欲望。虽然有时他们中的一些人嘴上总会挂起“君于问凶不问吉“的堂皇话，可心里想的，则最好是吉星高照，洪运亨通。由于知识份子如纪昀、俞樾等人的推波助澜和介入，社会上研究命理的风气十分浓厚，主要著述有陈素庵的《命理约言》、《滴天髓辑要》，任铁樵的《滴天髓阐微》,以及无名氏所撰先名为《拦江网》，后来又改名为《穷通宝鉴》等多种。
综括以上所说，算命术在东汉末年确立概念，形成雏形以后，经过唐朝李虚中的发展，基本形成了体系，后来又经过徐子平创“四柱”法，从而标志了中国算命术的瓜熟蒂落，正式成熟。徐子平以后，宋元明清，人们寄希望于命运，相信算命术的好似堤岸决口，洪波汹涌，多得不可收恰。就是连天下至尊的皇帝，也还要请人算算，看看往后的结局如何？寿数长还不长？这就证明了即使坐着皇帝宝座的，心里也并不那么踏实，更不要说是深受剥削压迫，生活没有保障的黎民百姓了。
民国以来，大军阀和大官僚们，包括蒋介石本人，也都相信算命。在旧上海，以命相为生的术士比比都是，其中有的还深有学问根基，如袁树珊和韦千里，就是享有盛名的两位。其中韦千里毕业于复旦大学文学系，解放前寓居上海南京路大庆里34号，解放初迁居香港，为人学识渊博，著述如林。有趣的是，据近代命理学家，我师太乙子朱为纲告知，1945年抗战胜利后，上海还曾有过星相公会组织，后来并亦筹备命理哲学研究会，袁树珊、丁太炎、朱为纲等人，都是研究会中的理事。其时百姓由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，受着寄希望于晚年转运的心理支配，请教算命先生的更是多得难以计数。即使到了现在，在科学经济都已十分昌明繁荣的香港、台湾，人们相信命运的仍然趋之若鹜。如当前香港流行的，就有子平术、紫微斗数、铁板神数等术。
由于习惯势力的根深蒂固，积重难返，即使在大陆上，经过解放多年以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教育，要是进行一次民意测验，人们相信命运的肯定还大有人在。
